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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以軍:旅館中

出自香港新聞網 - 樹仁新傳系學生實習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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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唐溥晨

去年,駱以軍憑《西夏旅館》一書,成為繼賈平凹《秦腔》及莫言《生死疲勞》後,首位獲浸會大學紅樓夢獎的台灣作家。駱以軍長年高舉創作的筆桿作泥耙為記,昨日出席樹仁大學週會,如綿裡針般帶著憨笑反問在座學子,「你們這一代,還有說故事的熱情和能力嗎?」

畸形、命運、暴力、他人、感受與同情、懺情書、悖德與受困夢境、記憶廢墟、冒險……複雜多變的關鍵字,洋洋四十五萬字的《西夏旅館》,以詭譎的意象,在沙塵滾滾、沉渣浮泛的旅館陳舊房間中,重現一部移動的西夏歷史。全書耗四年完成,創作期間駱以軍曾三度被捲入抑鬱症的漩渦,才加倍使讀者體會,一個寫者的漫長敘述中,有如苦行的堅忍。「在爛的敗壞中,原來原來一顆心是那麼溫柔美麗的散射溫煦的有如熟透的葡萄酒光澤,從地平線上緩緩地升起。」

三四十歲的枯萎
駱以軍自嘲初期的自己,為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那一代的AI(人工智能機械人),模仿他們的寫作手法及風格,並對當職業作家的理想充滿憧憬。「當時我的心志,以為一本實體著作付梓印刷,每天埋頭苦幹,我便是作家了。我認識三、四十歲的作家,也在那層面。好像袁哲生,他強逼自己每天從早到午寫五小時,風雨不改,而患病的我沒有這能耐,只能靠意志力盡量完成。」

在版稅收入以外,為了維持生計,他亦曾在接手創作劇本等文字工作,及在出版社當編輯,直至後來始寫壹週刊的專欄,入息才得到保障。他指,當時從事創作的朋友,光靠版稅難以維持收入,故在新舊作品面世的間隙之間,亦須兼顧工作。但為應付正職的同時,往往犧牲了作品的質素,使中後期的作品相比早期,後勁不繼。「當時同輩的朋友,有些當編輯,有些當教授。可是當你擔當某職業的時候,那職業對你便有特別的要求,或是教學研究,或是推銷行政,壓榨下來的優質創作時間不多。我覺得三、四十歲是個門檻,很好的小說家,到四、五十歲,他們交出來的作品,就稍為少一點了。」

寫作為尋一個夢
為了支援有志創作長篇小說的作家,台北政府提供了創作津貼。然而贊助金額有限,始終不足以讓作家維持生計。「台灣這個市場非常的不好的。可是它亦慢慢有一些是靠官方補助。譬如他(作家)可以去申請長篇補助年金。但這都很有限。」

但他鼓勵新生一代不要絕望,因寫作是一個尋夢的過程。「我也曾跟年青朋友說,寫小說這回事,是它要動員到一個願。它幾乎就像人類想要把那個航海家一號發射到外太空去,然後它慢慢漂離出太陽系,離開冥王星,進入到所謂太陽系以外的時空去。它帶回來的信息,可能對當時發射的那批人是沒有意義的。但小說他整件事,就是一個夢。」

中西文壇的青燈
相較之下,西方文壇可能擁有一個比較健全的制度。「在鞏固而言,他有一個書評跟生態界、媒體,或是他一個小說發表的世界。即便說,你若成為一個專業的作家,基本上你不一定要寫出很暢銷的作品,你還是可以過活。」他認為,若要改善現時不健康的市場生態,統合華文文學市場,如內地、香港、馬來西亞等地,是可能的出路。

近年,翻譯小說潮席捲中國,在百花齊放繽紛景象背後,同時亦帶出使華文純文學市場收窄的隱憂。駱以軍指,「過去這十年,有很多像《追風箏的孩子》、《哈利波特》那樣的翻譯小說進軍華文世界,這是全球化帶來的影響,但作為一個本土的純文學作家的創作空間,就被擠壓掉了。」他慨嘆,小說作家的成熟期很長,或需十多年的時間,社會需要有一顆耐心,讓他能持續地創作。可是現在這種東西都被滅掉了。

旅館內外的抑鬱
黃國峻、袁哲生二人同是台灣文學創作人,多年前相繼因患上抑鬱症而先後選擇以自殺方式,結束生命。袁哲生曾在〈偏遠的哭聲〉言,「國峻,自你走後,我才真的相信朋友是不可以亂交的…我該如何同時記起你認真生活的勇氣,又忘掉你匆匆結束生命的決定?」當時華人社會對抑鬱症的認知與警覺性不高,亦沒有相應的危機意識。與此同時,作家在文學土壤上艱苦掙扎的日子,亦曾令駱以軍墜入了抑鬱症的泥沼。

他回憶說,當《西夏旅館》以史詩式的模式開展,而同時兼顧家中孩子,龐大的壓力,使他身心俱疲,寫了五、六個月後便崩潰了。是強大的寫作欲望與生存意志,使他熬過來。「我在年輕時候想過37歲就自殺了,當時的寫作是暴戾的。低潮期更準備離場,轉行賣串燒。但我不能為小說殉難,我希望我的孩子好好地活,太太快樂地活。」

寫作生命的長跑
駱以軍認為,寫作生命分為上下兩場。上半場是個性及視野的表現,後半場則是以遷就社會與對抗自身的方法,用以延長寫作生命。「我從前很害羞,現在卻喜歡跟老大哥去趴,因為能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寫故事的技巧。」在他看來,敏感與神經質,是抑鬱症的誘因,亦是出色寫者的理想個人特質。他以馬術比賽中為例,冠軍馬的挑選準則亦如是,因敏感的馬匹爆發力強、反應最快。但由於長期保持巔峰狀態,使牠到四、五歲就報廢了,但這正是社會對藝術工作者及運動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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